近日天津杠杆炒股，某专家在财经访谈节目中谈及灵活就业群体的社会保障时，说了一句“灵活本身就是一种福利”，被截取传播后，很快引发争议。有网友质疑这是把就业压力包装成“福利”，甚至将其与“何不食肉糜”联系起来。
如果把节目完整看下来，会发现这位专家有其完整语境，但仅凭单句话的字义看，公众确实难以理解。笔者看来，这件事情值得追问的是：为什么有些公共表达，会让很多人觉得脱离体感？
某专家声称灵活就业者的灵活本身就是一种福利图源：网络
一
今天的互联网，某种意义上就是一个巨大的公共舞台。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一句话都有可能被数倍放大，产生回响。对于人文社科专家而言，走上这个舞台，不应是为了“抢镜”，而是因为社会本身需要专业的声音。
尤其面对一些专业性较强的议题，为推动科学知识传播和公众科普，需要将复杂问题简单化，而这离不开人文社科专家尤其是智库专家的发声。这个舞台包括电视节目、网络访谈、直播连线等多种形式，这时候，专家面对的其实是完全不同的话语体系，于是一个原本需要几页论文才能解释清楚的概念，到了节目里可能被压缩成简短的话语片段。同一个词汇，理论与现实有时候存在着明显温差，平移套用就容易带来意义上的偏差。
比如，“灵活本身就是一种福利”，如果放在劳动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下，并非完全无法理解。劳动经济学并不只关注工资收入，也会把工作时间、工作自主性、工作环境等非货币性的工作属性纳入劳动者效用和工作质量的分析之中。除了我们日常所说的社会保险等福利待遇外，一个人如果能够自主安排工作时间、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工作方式，这种工作自主性和时间灵活性本身，就可能具有经济学意义上的福利属性。
但是即便理论概念说得通，也并不等于可以直接用这样的概念套用现实。对于一个主动选择自由职业、能够自主决定工作时间、收入也比较稳定的人来说，“灵活”可能确实是一种福利；但对于一个因为找不到更稳定工作或更具价值的工作，而选择送外卖、开网约车、摆摊或者做零工的人来说，“灵活”可能首先意味着没有固定单位、收入波动不确定、缺乏职业保障等忧虑。
更值得注意的是，舆论传播又会把这种“语境差”进一步放大。完整访谈需要数个小时观看，短视频只需要十几秒来吸引眼球。类似地，一个专家可能先说“灵活就业有其优势”，紧接着又说“大量劳动者是被动选择，需要加强保障”，前后其实是一套完整的论述逻辑；但到了短视频里，却可能只留下了最有争议性的那一句。
这些年，网络上频频出现“专家翻车”现象。仔细看会发现，其中一些表达确实是观点本身有问题，但也有一些，本来是一个有前提、有边界的专业判断，经过节目剪辑、标题提炼和多轮传播后，最终只剩下一个极具冲击力的结论，与专家最初论述的意思南辕北辙。
专家一旦走上公共舞台，面对的就不再是熟悉的专业语境，而是背景各异的观众。舞台需要精彩，但表达不能只用来制造精彩；传播需要金句，但传播不能只有被压缩后的金句。
图源：“央视网”微信公众号
二
话说回来，传播碎片化等因素可以解释有些话为什么引发误解，却不能成为部分公共表达脱离大众体感的挡箭牌。
越是懂专业的人，越应该知道一个概念的边界在哪里。倘若把学术概念特别是关系到民众生计的学术概念，直接抛到舆论场中，引发争议、误解是大概率的，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大家看也看不懂，毫无反响。这背后的问题值得思考：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有些公共表达未能考虑大众感受，难以实现有效触达，不仅没能弥合分歧，反而扩大分歧？
一段时期以来，一些人文社科专家的成长路径多是从校园到校园的“闭环”，缺乏与现实生活的链路及连接意识，分析问题采用学术语言体系往往成了习惯。比如，一个有关灵活就业的课题，可以有数据、模型、文献作为支撑，研究者却未必真正和骑手、司机聊过几个小时。久而久之，某些研究就容易出现一种奇怪的现象：“有对象、没对象感；有数据、没生活感。”这反映了研究立场的问题。真正有价值的学术研究，不应沉迷在故纸堆里，而应该尽可能深入田野，学会共情。
过去长期沿用的学术评价体系，也在无形中助长了这种现象的产生。学者要面对论文、项目、奖项、人才称号、科研经费等指标，一个研究成果首先要回答的，往往不是“对老百姓有没有用”，而是“能不能发表”“能不能结项”“能不能获奖”。一些专家学者既是教师，也是科研人员、项目负责人、团队管理者，有的还承担行政工作、社会服务以及各种临时性任务，时间被切割，自由空间也被挤压。
于是，一些研究开始变得越来越“高大上”。明明是一个普通人一眼就能得出的结论，却一定要建立一个复杂模型。当“研究的高级感”逐渐替代“研究的真实感”，学术就容易出现“何不食肉糜”的现象。AI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比如，某些智库专家用人工智能的输出代替了独立思考和判断，追求形式上的美感，并以此建言资政。于是，研究成果越来越多，专家越来越擅长表达“正确的话”，却未必了解现实、回应公众关切。
舞台上的灯光越来越亮，话语表达越来越丰富，可如果只在台上研究问题，而很少走下台去触摸真实生活，台上与台下的距离就会越来越远。
三
不可否认，专家不是圣人，也有说错话的时候。应该防范的是在互联网空间，惊人言论成为一门流量生意，这样可能导致舞台上剩下两种人：一种是越来越谨慎、保持沉默的人，另一种是越来越懂得迎合流量、哗众取宠的人。这显然不是我们想要的公共表达氛围。
笔者认为，公共讨论空间不需要滥竽充数、沽名钓誉的人，也不需要不识人间疾苦的人，而应呼唤更多“上接天线、下接地气”的人文社科专家。
这样的专家，应能把复杂问题讲清楚，把专业知识“翻译”成公众听得懂的话。一个高深的道理，如果只能在论文里自洽，却无法让普通人理解它与自己的生活有什么关系，那么它很难真正产生公共影响。公共语境下，真正好的专家表达，往往不是术语越多越好，而是把抽象的知识落到生活实际中，把“我知道”变成“你也能理解”。
学问不只是书斋里的理论推演。把学问写在祖国大地上，让研究紧贴现实、回应需求、解决问题，这既是治学本分，也是科研价值的落脚点。敢于在必要的时候说真话、讲真理是一种担当，同时懂得如何发声，让真知灼见更好地被理解、被吸纳，也是一种能力。学术学问倡导争鸣，公共话题需要讨论。对社会而言，对待公共表达理应多一份包容与理性，摒弃极端化评判、标签化攻击，要允许讨论，允许有不同的见解。
这样的专家，不一定要有多大的头衔，多光鲜的履历。经济专家走进田间，帮助农户解决销售难题；法律专家围绕现实问题扎实调研，用学术成果填补法律空白。他们可能没有“金句”，也没成为流量明星，却真正让专业知识产生了实用价值。
当然，好的专家也需要好的环境，除了更健康的公共舆论环境，还要有促进科研创新发展的学术生态环境，让他们有时间、有动力走进现实、深入思考。学术光环不能成为俯视现实的资本，一张张表格、一个个项目，也不能替代对真实社会的深入体察。
好的专家，应该走上舞台，但台上的光再亮，最终照见的仍应是真实的生活；话筒握得再稳，也不能忘记天津杠杆炒股，真正有分量的公共表达，需要对事实有严谨的态度、对论据有较真的心态，也需要对普通百姓有尊重、有理解、有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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