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国数学家邓煜、王虹获得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的菲尔兹奖，中国数学发展由此实现历史性突破。消息传来，首位华人菲尔兹奖得主、清华大学求真书院院长丘成桐称赞两人“作出了世界有目共睹的重要贡献”，并期望国内广大青年学子以他们为榜样，使得中国数学早日跻身全球顶尖行列，引领世界基础学科发展潮流。但与此同时，社交媒体上却有部分网友将这份期待推向极端，反复追问两人“回不回来”“什么时候回来”。言辞之间，似乎不回国发展就等于不爱国、不报国。
邓煜、王虹均成长于国内基础教育体系，也都在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完成了本科阶段的学业。可以说，正是国内教育为他们打下了扎实的学术根基，引领他们走上数学研究的道路。此番荣获菲尔兹奖，既是对他们个人科研成果的褒奖，也是对中国教育的认可。假如他们载誉归国，以学长、学姐的身份站上讲台，为有潜力、有志向的后来者传道授业，无疑将成就一段佳话。因此，舆论场上流露出的“期待回国”之声，实属朴素而真诚的情感表达。
然而，当“欢迎回国”的邀约异化为“何时回国”的逼问，舆论便滑向了道德绑架的边缘，给两位获奖者以及他们所代表的留洋中国科学家群体，施加了无形的压力。对此，需要明确的是，个体的正常职业选择应当被尊重，科学家选择在哪里工作，受学术氛围、团队协作、个人成长阶段等多重因素共同影响。这不是一道简单的伦理是非题，不能依照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逻辑来妄下断言。
更何况，在全球化时代，人才流动是十分寻常的现象。一方面，邓煜、王虹与国内学术界的交流沟通从未中断，两人在获奖采访中也不约而同表达了对国内后继人才的期许；另一方面，随着国内科研生态的不断优化，近年来也有越来越多国际知名科学家选择来华发展。学术的活力，正在于人才和最新研究成果的“有来有往”，而非“只出不进”或“只进不出”。
从这个意义上讲，面对两位中国数学家同获菲尔兹奖这一历史性突破，我们有必要跳出“回不回国”的撕扯，把职业选择留给数学家个人。同时，不妨以这两枚奖牌为契机，将目光转向国内科研生态本身，静下心来思考一个更具建设性的问题：如何让中国成为更多基础研究顶尖人才主动选择的科研高地，以及更多突破性基础研究成果的首发地？
近年来，国家持续加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基础研究发展。投入上，多元化格局加速形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联合基金吸引多方协同发力，多地明确基础研究投入硬指标；评价上，分类评价、代表作制度、长周期考核加快落地，“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的顽瘴痼疾正在打破。但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邓煜、王虹等顶尖人才的获奖级成果完成于海外学术平台。他们的成长路径表明，中国基础教育的“上半程”能力已得到验证，但科研生态的“下半程”能力，即支撑学者在本土从“优秀”跃迁到“卓越”的能力，依然有待提升。正因如此，当务之急仍是专注做自己的事、坚持做正确的事。只有一步步把我们自己的基础研究科研环境和生态建设打造得更加扎实，顶尖成果的涌现和领军人才的出现才能纷至沓来、水到渠成。
两枚沉甸甸的菲尔兹奖牌，无论对获奖者个人还是对中国学术界，都是一件值得庆贺的盛事。欢庆之余，我们更期待它成为中国科研人才攀登高峰与科研生态蝶变升级的新起点股市的杠杆是什么意思，成为顶尖人才与学术沃土双向奔赴、彼此成就的序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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