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流士一世塔查拉宫，古波斯波利斯 / 照片由维基共享资源汉斯尤利·克拉普夫提供

波斯人在西方叙事中几乎起着独一无二的作用。阿里·安萨里博士历史学教授圣安德鲁斯大学长期以来，伊朗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一直很紧张。自1979年伊斯兰革命推翻君主制并建立伊斯兰共和国以来，伊朗在民众意识中一直与激进的伊斯兰主义和激进的反西方主义联系在一起相比之下，波斯长期以来一直是西方想象力的源泉，它既让人敬畏，又让人蔑视，只有熟悉才能带来敬畏。

事实上，如果“伊朗”对我们来说似乎完全陌生，“波斯”似乎又奇怪地熟悉。我们很少会联想到伊朗的文化偶像或愿望；相比之下，我们与波斯有很多相似之处，最明显的是地毯，偶尔还有猫，对于真正富裕的人来说，还有鱼子酱。这两个词会引发如此截然不同的联想，这一点尤其引人注目，因为它们描述的是同一个地方。波斯只是希腊人和罗马人对东方大帝国的称呼，其居民称之为“伊朗”。伊朗人并非不知道波斯，而是他们不会用它来指代整个国家。然而波斯提醒我们，伊朗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陌生。恰恰相反。波斯人在西方叙事中起着几乎独一无二的作用，他们见证了西方文明的诞生，有些人可能会说，他们见证了西方文明的创造。如果希腊人在希罗多德的影响下，首先将历史定义为“东方”和“西方”之间的冲突，即波斯人和希腊人之间的冲突，那么罗马人则以自己的政治权宜之计确保了这种关系中的许多细微差别得以消除，从而提供了一个令人放心的叙事，即日益文明化的西方和野蛮的东方之间的对抗。

然而，如果罗马人把波斯人当作一面镜子来反映他们自己的辉煌，那么这面镜子就永远不会像它的支持者所希望的那样完美无瑕：波斯人从来都不是西方人的对立面，而西方人却试图将他们描绘成对立面。正如希腊人可能会抗议的那样，这种关系要微妙得多，亲密得多。这也许是对波斯国王居鲁士大帝态度的最好例证，他在希腊世界广受赞誉，被色诺芬在他的《居鲁士的教育》中描述为理想的国王，他的政治智慧被后人虚构。无论是真实还是想象中的赛勒斯，都对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的西方世界的政治精英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他在《旧约》中作为“弥赛亚”的角色确保了基督徒之间持久的感情，有趣的是，在北美居住的新教徒中，这个名字仍然很受欢迎。

查尔斯·德·孟德斯鸠男爵（1689-1755）的肖像，由雅克-安托万·达西尔绘制/凡尔赛宫，维基共享资源事实上，古波斯人尽管敌对，但保留了高贵的气质，这让他们对西方主角很有吸引力。以至于当孟德斯鸠寻求“讨论者”来批判西方（此处指法国）国家和社会状况时，他写出了《波斯人信札》。西方人想象中的波斯人足够“文明”，可以扮演这个角色。他们受过教育，举止得体；精通最高标准的诗歌，正如居鲁士本人所证明的那样，他们是景观园艺艺术的大师，表明了人类对自然的力量和与自然的联系。事实上，古波斯语中“围墙花园”一词给了我们“天堂”这个词。令人惊讶的是，文艺复兴时期的王子们中有多少人在努力效仿这些特征和成就。然而，在启蒙运动结束时，随着西方力量的增长超过了波斯人，旅行者重新认识了这个国家和人民，旧有的偏见在现代被重新定义。伊朗人并不像他们想象中的波斯人，但有一个现成的解释。

古代的波斯人无疑是文明的，但他们已经屈服于颓废，因此走向了衰败。总之，他们变得过于文明和放纵；充满异国情调，却又不失颓废感。这解释了他们的困境，并调和了同时文明和野蛮的明显矛盾。吉本或许像他之前的希罗多德一样，找到了调和矛盾倾向的方法，不仅在定义波斯人方面，而且在解释西方与他们的关系方面。这种关系远非对抗性的，而是比一些人怀疑的更具共生性。

波斯既代表了一种理想，也代表了这种理想在堕落过程中始终存在的危险。波斯——延伸开来就是伊朗——从一开始就是“西方”宏大叙事的一部分：它既不像我们想的那样陌生，也不像我们想的那样外国。原文由牛津大学出版博客（牛津大学）发布